樊代明:医学的伦理底线很高

科学除了考虑自身对其他领域的影响甚至危害外，一般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和限制。但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除了自然属性外，还有社会属性和思维属性。换言之，科学研究的对象是静止的（固定的非生命体）和均一的，而医学研究的对象是动态的（活的生命体）和复杂的，而且不允许对其有任何明显的伤害甚至致残。因此，必须要以道德规范作为导向，并受到约束。任何一项人体内的实验都必须经伦理委员会批准，才能进行。

科学经常遇到双刃剑，同时又被视为双刃剑。科学的进步，一方面为人类文明带来巨大的帮助，比如粮食增产，蛋肉增多，人均寿命延长；另一方面又给人类文明带来巨大挑战，甚至是危害，比如营养过剩导致冠心病，糖尿病发病率猛增。爱因斯坦早就说过：“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

医学本身的进展也充满了科学与伦理间的矛盾。表现在某时某事按科学的要求是严格的、正确的，但伦理上却行不通，甚至从人道主义上是残酷的；某时某事在科学上是合格的，但在伦理上是不合理的，在医学上是不合法的。

器官移植遭遇的第一个大问题是器官短缺。科学上要解决这个问题，是将人基因移植到猪的身上，因为猪的基因与人相似而且长得快，10个月就可利用，因此猪成为“转基因器官”的第一候选动物。这在科学上是合适的，但若将猪的器官移植到人身上，岂不成“人面猪脑”或“人面兽心”了吗？这在伦理上是通不过的。

器官移植存在的第二个大问题是免疫排斥反应。为克服这个问题，近年来国内外都在开展具有亲缘关系的部分活体移植术。比如父子之间的小肠移植，将父亲的部分小肠移植给子女，那么接受移植后的受者与其兄弟姐妹是什么关系呢？他是否成了父亲或叔叔，他的子女是父亲的儿女或是孙辈？又比如，国外有一个男性先后接受过4个人的不同器官的移植，那么对他的妻子来说，这个人还是不是他原来完整的丈夫？如果移植的是别人的生殖器官，那这个女人是否遭到别人强奸呢？这在科学上是做得到的，但在伦理上是不可用或不好用的。同理，在人工授精中出现的“生物父亲”或“代理母亲”，也有类似的伦理问题。

大家都希望长寿，但人体正常细胞由于端粒酶有限，到一定状况时细胞就停止分裂。肿瘤因有丰足的端粒酶可使端粒不断加长而使细胞不断分裂。能否将正常细胞的端粒控制机制引入癌细胞来治疗肿瘤，或将癌细胞的端粒加长机制引入正常细胞使人长生不老呢？这在科学上是完全做得到的，但在医学伦理上是行不通的，因为有可能使正常人长出肿瘤来。

有很多事作为科学，甚至生命科学的研究是可行的，但就医学的要求是不行的。因此，做医生难，做杰出的医生更难。他们的创新要受到伦理的影响，要受到伦理委员会的严格限制。这种限制几乎到了苛刻的程度。同时他们还要受到相关法律法规的影响，甚至受到宗教神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