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酒被认为是导致死亡和致残的第三大可变危险因素,饮酒会有获益,也会产生危害,但此类主要是在高等收入国家进行。
日前,在全球五大洲不同经济水平的12个国家进行前瞻性队列PURE研究,结果显示,目前正在饮酒者与不同临床结局的相关性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对相关性影响存在差异。
文章在线发表于9月17日的《柳叶刀》杂志,第一作者为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人口健康研究中心Andrew Smyth博士。
前瞻性城市和乡村流行病学(PURE)研究,招募个体年龄为35-70岁。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酒精消费与死亡、心血管疾病、心肌梗死、卒中、酒精致癌症、外伤、住院以及以上7项复合终点的相关性。
研究共纳入114970名成年人,11%(12904)来自高收入国家,包括瑞典和加拿大;21%(24408)来自中高收入国家,包括阿根廷、巴西、智利、波兰、南非和土耳其;43%(48845)来自中低收入国家,包括中国和哥伦比亚;25%(28813)来自低收入国家,包括印度和津巴布韦。
随访中位时间为4.3年,有31%(36030)的个体经常饮酒,与心肌梗死发生率降低相关(HR0.76,95%CI0.63-0.93),但却增加酒精相关癌症(HR1.51,95%CI1.22-1.89)和外伤(HR1.29,95%CI1.04-1.61)发生率。饮用量大与死亡率高呈正相关(HR1.31,95%CI1.04-1.66)。
与从未饮酒者相比,高收入和中等偏高收入国家的经常饮酒者的复合终点风险比显著下降(HR0.84,95%CI0.77-0.92),但中等偏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没有下降(HR1.07,95%CI0.95-1.21,P<0.0001)。
同期述评
中、低收入国家的酒精负担
全球约4%的疾病负担由饮酒导致。放纵饮酒和大剂量饮酒是重要原因。放纵饮酒增加外伤和心血管疾病风险,癌症风险随剂量增加而增加,但少量和中度饮酒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目前有关饮酒流行病学最大缺陷是缺少低收入国家的研究,但这些国家随着收入的增加和酒水企业的促销活动增多,饮酒量在不断增加。
Andrew Smyth及其团队成员报告的PURE研究结果,填补了这一空白。大型多中心前瞻性PURE研究,有来自12个高、中、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114970位受试者参与,中位随访4.3年,分析饮酒与心血管健康、癌症、外伤、住院和死亡的相关性。基线时进行酒精消费的标准测量,且整个试验均用相同的健康结果。排除标准为有心脏疾病、卒中或癌症病史。收集所有潜在混杂因素,包括年龄、性别、血清高密度脂蛋白、体质量指数、种族、教育水平、糖尿病、高血压、肝炎、黄疸、服用的降低心血管事件药物、体育活动、饮食和吸烟。复合措施整体评估健康结局。
低、中、高收入国家的饮酒人群存在差别。高收入国家饮酒人群以中年人居多,男性、女性均有,中低收入国家以男性为主。
Andrew Smyth的研究显示,中高收入国家的酒精消费与死亡率有净相关性,且中度饮酒者致命性心肌梗死和住院风险的降低,可以抵消年轻饮酒相关外伤和老年饮酒的高风险。但这种中度饮酒的心血管疾病保护效应在中低收入国家未发现。
在所有国家,酗酒均会增加死亡率和外伤发生率。中低收入国家饮酒可能会较少,但危险更需得到警示,因这些国家的饮酒者很可能会参与最危险的饮酒形式,如因精神问题而突然罕见的大量饮酒,这种饮酒形式对健康较多次小剂量饮酒更有害。
该研究同样存在几处缺陷。
首先,饮酒的数量和频率仅在基线时进行了评估,接下来的评估仅仅是将饮酒分为从未、以前和目前三类。较基线评估的饮酒形式,最近饮酒可能是外伤和心血管事件更强的预测因子。
其次,以前的饮酒者都在健康指数上有较差的结局,但在他们停止饮酒前,没有这些人饮酒情况的信息收集。这些缺陷会导致饮酒评估的错误测量,从而弱化饮酒与不良健康结局的关系。
第三个缺陷是相当短的随访,不良事件发生率数量较小,如:评估中度饮酒和心肌梗死、卒中、癌症和外伤关系只有少于70例的患者。从而限制了研究统计效力。
与此同时,我们要马上行动,为中低收入国家政府提供更充足的证据,可以增加降低饮酒相关疾病负担公共健康优先权。通过实施最有效的人口政策阻止有害饮酒,可以通过提高酒水的价格,降低饮用的可能性,特别是对年轻人,从而阻止酒水企业促进频繁饮酒带来的中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