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颈癌筛查的“益”与“害”

宫颈癌是全球女性第二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也是目前所有癌症中唯一病因明确的癌症，数据显示，从高危型HPV病毒持续感染到发生宫颈癌，时间跨度可以达到5-10年。所以有效、积极地开展宫颈癌筛查，早期发现并及时干预，能够显著降低宫颈癌的发病率。目前宫颈癌筛查的主要的两大技术是细胞学检测和高危型HPV病毒检测。

宫颈癌筛查的“益处”在于筛查技术的敏感性，就是发现那些有可能发展为癌症的高级别癌前病变及已患浸润性癌的人群，给予其及时的治疗。数据显示，即便是已发展为宫颈癌，早期治疗5年生存率可达到100%。全球近40年来的宫颈癌筛查结果也表明，开展宫颈癌的筛查可以有效降低宫颈癌的发病与死亡率。在中国，自开展细胞学检查以来，20世纪90年代死亡率较70年代降低了69%。

亚洲部分国际宫颈癌发病率随着有效筛查的开展而显著下降：每1000,000人的年龄标准化率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不当和过度的筛查，影响了筛查的特异性，也会给人们带来一系列的“危害”，特别是HPV病毒的检测，阳性结果中，包含大量一过性感染（无高级别病变），会导致“患者”不必要的心理压力，由此带来后续不必要的创伤性检测（阴道镜和组织活检），对患者身体造成伤害，浪费有限的社会医疗资源，并引发一系列家庭和医患关系等社会问题。

所以，对于宫颈癌的筛查，我们既要追求“益”，同时也要关注“害”，2013年由美国癌症学会（ACS）、美国阴道镜检查与宫颈病理学会（ASCCP）和美国临床病理学会（ASCP）共同提出宫颈癌筛查的最佳策略“筛查益处的最大化、筛查潜在危害的最小化”的，这需要我们采用更精准的筛查技术和方案，关注“病变”，而非“感染”。美国Hologic公司新一代Aptima HPV以HPV致癌蛋白基因E6 E7mRNA为目标检测物，与高级别病变相关性更高，其在欧美国家临床实践中已显示出与第一代HPV DNA检测同样的临床灵敏性和更卓越的临床特异性，保持了DNA的“益”，减少了DNA的“害”，可为中国实现精准的宫颈癌筛查提供更好的选择。